形成合力：全面提升战时国际传播效能——对全球化传播视域下战时国际主流舆论“整合”的思考

　　采用非常规手段和方式避实击虚，集中相对强势打击敌方的情感盲区和精神软肋，已成为克敌制胜的新招法。一方面，研发运用前沿信息传播技术，打造能直接与目标对手国家军民展开对话的信息流★，对其展开舆论威慑、渗透★、干扰和瓦解等活动，从而引导国际主流舆论★★★，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。另一方面，运用技术手段打击对手能力，如软硬件供应链污染★★、远程物理隔离网漏洞植入等手段★，对敌方舆论传播空间进行阻断干扰、篡改插播★★，摧毁其网络运营平台★★、通信传输设备等，能够有效控制国际主流舆论的发展走向。

　　现代战争强调精准制胜。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争启示我们，只有科学把握作战各阶段任务特征和舆论聚合特点★★★，方能营造我得道多助、敌失道寡助的良好国际舆论环境。一是把控★★★“信源扩散关”★。战时舆论极易快速形成带有一定倾向性★★★、指向性的公众“意见流”★★★，对特定信源、渠道和内容加以协调、管理和控制★★，既可使正面信息更好传播，又能及时阻断有害信息，防范对手舆论攻击。二是把控“意见交锋关”。美国学者弗兰·R·迈特拉将官方和私人多信源混杂、人际和群体多渠道组合，大众传媒和网络媒体交叉的传播链形象称之为“葡萄藤”。战时采取“葡萄藤”式的信息发布路径★，通过信息充足、多元互补、广泛传播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不同媒体和群体间的意见碰撞★★★，塑造有利战局。三是把好“长尾效应关”。军事行动结束后，部分舆论议题会发生异化★★，成为新的议题或长期存在的潜伏型议题★★，比如人道主义危机、战后重建等问题，在较长时段内会反复发作，此类舆论引导管控得当与否，将成为修复、整合国际主流舆论的关键。

　　现代战争强调技术制胜。这既是思想的较量也是技术的比拼，特别是新型领域技术优势和跨域优势的运用，都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舆论场的边界和功能，也深刻改变着现代战争的战法套路和制胜规则。对此我们要创新运用前沿科技，积极塑造国际主流舆论强势。一方面，运用先进网络信息技术手段，不断优化国际舆论传播的总体布局和能力。比如，机器人写手★、算法推荐、自动播报、声像拟合、沉浸式新闻等前沿技术在传统媒体采、写、编★、播各环节的深度运用等。另一方面★★，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，持续强化我整合国际主流舆论的创造力、感召力和公信力，持续巩固和拓展我国际舆论阵地，从而更好地遏制战争、打赢战争★★★。

　　舆论是多元信息交互、各种意见碰撞中不断聚合发酵形成的★★，在“公众议程—媒体议程—政策议程★★”的互动链条上具有特殊推动力。战时国际主流舆论如要形成更大的公众关注、更多的媒体报道和一定的官方决策★★★，既需要高度关注国际公众意见，适时调整战时政策，也需要充分关注在两者间充当★“桥梁★★★”“纽带”作用的新闻媒体★，特别是媒体的国际传播时机、议题、内容的策划设计，以及渠道★★、平台和受众的占有★，这也让战时媒体信息资源争夺更趋激烈。而全球传媒格局的不均衡，导致国际主流舆论在遭遇局部“洪水漫灌”的同时，也会出现大量区域性★“信息孤岛”，从而难以聚合真正的主流舆论★。

　　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夺话语权就是要争取人、事★★★、物的定义权、解释权和评判权。特别是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，尽管信息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实时传播和广泛共享，但英文在全球语言网络中仍处于绝对的中心位置，美西方话语霸权优势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占有量也在持续加大。在这种不对等的国际传播格局下，积极关注★、引导和培育布局国际化社交媒体平台生态★★★、网络意见领袖，构建融通国际国内的话语体系，打造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平台，通过畅行无阻且强大的信息流，直接与目标对手国家军民展开对话★★，已成为战时各方引导国际主流舆论★★、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★★，进而实现小战大胜、不战而战的新路径。

　　现代战争在多维多域空间同步展开★，通过快速、高效整合多元化民意★，争夺人心向背，赢得国际公众普遍的理解和支持是战争制胜的关键所在★★。纵使一次小小的战术级行动，亦可引发各种利益攸关方、潜在威胁方★、军事盟友方★、合作伙伴方等展开舆论博弈★★★，而他们在意识形态★、宗教信仰、社会心理和民族认同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。如果将有利于己方的思想情感、价值观念和意见倾向有效传播给目标对手国家民众★★★，则会最大化整合他们对战争的普遍共识，在强己和制敌中发挥强大的“软杀伤力”★★。

　　摘 要：“整合★”国际主流舆论成为打赢现代战争舆论战的必然选择★。着眼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，本文在对战时国际舆论场分化变异、争取国际舆论场支持重要性分析的基础上，围绕着眼全球战略格局、紧贴公众社会心理、把握关键阶段节点★、运用融媒体智媒体等整合国际主流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
　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明确指出★，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，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，加快构建多渠道★、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★。这为我们提升国际传播力★★、做好舆论斗争准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、提供了根本遵循。当前，全球化传播使得国际主流舆论进入以“后西方、后秩序★、后真相★★”为主要特征的阶段，多元化受众诉求★、全球化传播竞争、差异化叙事表达★、迭代化技术发展等因素导致国际主流舆论持续“分化★★”，牵涉出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和军事冲突★★★，也使得现代战争中的各方，特别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日趋注重★“整合”国际主流舆论★★★，以谋求政治军事利益最大化。甚至可以说★★★，有效“整合”国际主流舆论★★★，成为打赢现代战争舆论战的必然选择。本文在对战时国际舆论场分化变异、争取国际舆论场支持重要性分析的基础上，围绕着眼全球战略格局、紧贴公众社会心理、把握关键阶段节点、运用融媒体智媒体等整合国际主流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★，以期为提升战时国际传播能力、抢占舆论战场制高点提供借鉴参考。

　　现代战争强调联合制胜。这就要求我们引导国际舆论时，要与军事行动一体筹划★★★、配合实施，避免各自为战，甚至相互掣肘★、产生内耗。一是聚焦全球政治、军事★★★、经济格局和各国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释放投送信息，把“叙事”“说理★★★”结合起来★★，强化“中国声音”对全球舆论的影响力。二是要突破传统“军主舆从、军先舆后”的定势，以影响作战全局的人物、事件、时机节点为重点，配合军事行动目标和作战进程转化实施精确运作★，通过以点带面的国际舆论塑造，推动战局战况朝于己有利方向发展。三是要融入战争组织指挥体系★，与军事行动同步组织★★★、同频共振★★★。如美军负责“接触和影响全球舆论★★★”的公共事务部门强调，在作战任务牵引下，由作战司令部门★★、参联会主席和公共事务官员等共同参与信息传播，合力致效。

　　媒体通过有选择的重点报道或有意忽略围绕某一议题的新闻★★，能够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关注和判断，进而将其注意力引导到媒体设定的方向和目标上来。战时，各方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或评判标准往往采取相应的叙事框架和手法，将本来的事实真相“意义化”“符号化”，以引导国际公众按照自己所主导的议程去关注和讨论，形成定向的舆论。而这些舆论通常在一定的文化圈、民族圈或宗教圈形成，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国★★★、本民族的文化与道德传统印记，难以为其他国家公众所接受。这种“差异化★★★”叙事导致国际主流舆论很难聚焦共性话题，形成“共情”效应。

　　现代战争是作战体系与体系的对抗★，通过舆论★★“点穴”“斩首”“造势”等手段运用，能够持续削弱★★★、涣散敌方作战决心和抵抗意志★，快速实现对敌作战体系的破击。比如★，针对敌方违反国际公理和人道主义的典型事件深刻揭露宣传，直击其要处★、短处和痛处，使其遭受国际主流舆论围攻★、陷入战争被动等。又如，紧盯重要人物开展舆论“斩首”，能够分化敌众★★，使其群龙无首★★★。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，交战各国普遍采取主动发布信息引导舆论★★，攻击敌方首脑政要和军队高层，丑化其形象、扰乱其心智，折损其号召力影响力，同时积极离间敌方民众与领袖、军队与政府、指挥决策层与党派族群之间的关系★★，诱使其内部纷争加剧，这些都已成为克敌制胜的典型战法。

　　传播全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空前开放★★、全球民众的交往日趋密切★★、跨文化跨国界的群体情绪感染也日渐强烈★★★。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国际主流舆论的形成需要不断地传播、聚合★★、再传播、再聚合……，在N次传播扩展后方能形成较为趋同的意见流，构建起相对稳定的主流舆论。特别是战时★★★，制造舆论话题的主体不仅有参战双方，还有盟友伙伴、利益相关方等★★★，在政治制度、历史文化、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。他们在表达各自立场倾向、意愿诉求的同时★★，由于跨语言、跨文化传播的多样性★，不同受众群体的分层性★★，以及国家、民族间长期形成的理念偏差等★，极易牵扯出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和情感对抗★★★，进一步加剧了趋同意见的形成难度。

　　现代战争强调收心制胜。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，要科学把握舆论形成中的典型社会心理特征及影响，寻找恰当★★“切入口”加以运用，有效整合国际主流舆论。一是依据“首因效应”，通过先发★★、快发抢夺战争定义权、解释权，影响交战各方军民立场倾向，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。二是依据“光环效应★”★，利用人们往往会以偏概全★、以点概面的思维定势，通过“舆论斩首”等战法叠加出击，精准打击对手重点环节、关键人物，瓦解其社会基础。三是运用“威慑效应★★”，针对敌方固有的心理敏感区，通过宣扬实力、晓以利害、唤起恐惧，从而动摇意志决心★★，快速瓦解敌军。四是依据“沉默的螺旋效应”★★★，利用人们惧怕★★★“公开表达意见使自己在群体中陷入孤立”的从众心理，通过集束传播强化放大利己声音★★，持续挤压、对冲不利言论★，形成舆论强势。

　　技术革命给战时国际舆论场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因素★，加速了国际主流舆论的分化和重组★。拥有强大技术资源优势的国家拥有更为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传播力，其主导的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具有很强的舆论冲刷、引流、遮断和湮没能力，极易制造“信息鸿沟”。加之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传播领域的深度融合运用，使得现代传媒具有很强的互动性、渗透性、隐匿性和社会动员能力★★，既能够几何级放大正面主流声音、营造强势舆论氛围，也能够使负面舆论突然出现、加速扩散、交汇集聚，这些都对国际主流舆论的生成演化产生颠覆性影响，导致红色地带★、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相互交织、持续异化。